言论自由关注

  言论自由动态（2002年7-10月） 7月13日，社交媒体微博和B站发布公告称，将加强整治“谐音字、变体字”，并鼓励检举。微博的通告称，为营造清朗的网络 空间而对这些“错别字”进行集中整治。实际上这些所谓“错别字”正是网民们为了应付网络审查而创造，是网民们费劲心思 在严厉的文字审查中寻找细微的言论缝隙。中国的政治环境不改善，言论自由不开放，这种游戏就永远不会停止。 8月10日，一位女孩身穿和服走在苏州淮海街上，被警察以寻衅滋事为由带走。该女孩在警局被盘查5小时，写下书面检查并没 收和服后，至凌晨1点才被释放。之所以将穿和服被查事件列为言论自由事件，是因为按照广义的言论定义，穿衣、手势、表情 等如果在表达者和接收者基本可以确定其意义时，这些符号即可视为言论。当然穿和服应该是某些个人或者群体的爱好，本不具 政治意义，但是由于政府大力宣传仇日情绪，丑化日本文化，宣扬日本威胁，以致作为公权力的警察擅自侵犯公民穿衣选择权， 这依然可以视为对言论自由的侵犯。 8月15日，《TATLER尚流》杂志发布《田壮壮：我和电影的关系》视频。视频中田壮壮导演提到《鸟鸣嘤嘤》被审查的状况：“电 影拍完了两年了，送到电影局到现在没有任何审查意见”，对此他深感失望。电影是人类重要的精神创造艺术之一，当局通过电影 审查，在维护极权和所谓正能量的同时，也使民众的智力审美阈值下滑，是言论自由受到重大侵犯的举措。 8月20日，网红司马南被禁言，司马南以坚定支持中共和反美为主打，两面三刀，提出“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被爆在美买 房，又碰瓷莫言，在8月19日举报联想花钱操控舆论。司马南是在言论被畸形管制下的割韭菜者，他被禁言显示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8月30日，青岛某学校通知，接青岛市教育局通知，请各学校安排人员排查完完成对所有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教室读书角、教师办 公室等场所存有以下作者（郭竞雄、易中天、杨红樱、北猫、陈丽华）的书籍，如有请立刻下架，并列表备案上报（作者--作品 名--册数）。将作家逐出校园，并且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这是赤裸裸的侵犯言论自由，不光侵犯了作家的权利，同时也是侵犯了读者 的权利，是谁给他们的勇气！ 10月初开始，各地警察纷纷给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打招呼，要求他们不得在中共二十大召开期间发表任何意见。二十大召开期间，各 地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包括活跃网友被警察严密监视...

    2022年10月，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月份。因为中共二十大就在10月16日召开。几乎所有对中国政治了解一点的人都知道，这一次的党代会不同于以前的党代会。党代会照例是要更换班子的，也就是会对最高层人员安排作出调整，特别是邓小平曾经提出干部年轻化，中央领导最多两届，7上8下（67岁可以延长一届，68岁必须退休）。按照这个惯例，习近平必须退下，而李克强则还可以干上一届。不过前几年宪法已经修改，去掉了国家主席的任期。稍有常识的人非常明白，这个修改不会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举措，而是为某人长期霸占权力扫除障碍。     有人说了，党代会是一个政党的会议，我们作为公民不要去过多干预。我们更应该去关注两会，那才是公民行使权力的场所。三权分立指的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制衡，其中并没有政党在其中。这种说法其实是一个误解。在宪政民主建立的时候，比如美国制宪时期，政党政治并没有发展起来，因此宪法里面没有政党的内容。不过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家对政党的地位、作用等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对极左和极右政党的破坏性作用有了深刻的教训，因此对政党在宪法中的地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比如德国就将政党的地位定位为半宪法机构，因为政党可以进行政治教育、公民动员、参与选举以及组建政府。所以政党也必须受到宪法制约。这就是所谓的防御性宪法，政党的组织和纲领必须符合规定，政党可以因为违反国家安全 和基本民主等理由而被取缔。    在中国没有竞争性的政党机制，宪法问题尤为突出。且不说中共统治七十多年，犯下的无数罪行，单是独霸权力就是与宪政民主格格不入了。我们谈宪政、谈自由，并不是说我们有什么立场，我们只是说，你连基本的程序正义都不遵守，你一个人在场上比赛，就不要说什么公正了。    不过，显然当局还是希望将这次会议当成一场华丽的舞台，不容任何东西打扰皇帝在街上裸奔。      据收到的信息，在10月初，各地的警察就轮番上场，给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不安分的网友打招呼，不得在各种场合包括微信、微博以及其他自媒体上发出任何不和谐的声音。与此同时，一批稍有敏感的账号则受到禁言的处理。敏感人士则在开会期间有警察陪同，或者上岗，以免发生意...

作者：维言动听     在论述自由的书籍里，有几本著作被大家奉为经典，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密尔的《论自由》，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伯林的《四论自由》以及米克尔约翰的《表达自由的法律界限》。这些著作都将自由当做人类最宝贵的东西，都将政府对自由的剥夺视为最大的威胁。     虽然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对这些经典作出一个稍微详细的评述，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人类社会走向自由的脚步充满了艰辛。自由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必须经历争取经过阵痛才会到来。     言论自由有时被称作第一自由，虽然有一些偶然因素，比如关于言论自由的条款就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里（第一修正案包含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游行伸冤自由三个自由），但这个第一是偶然的，因为当时在提交各州批准的“权利法案”里，该法案起初只是位居第三，但是修正案草案的前两条未获得通过，因此这个包含言论自由条款的修正案就成为第一条了。不过现在许多学者认识到保护言论自由具有的重大意义，因此称它为第一自由并不未过。比如米克尔约翰认为言论自由的目的就是维护公民自治，而这对于一个民主社会来说具有最为关键的价值。     对许多人来说，语言只是表达的工具。而许多语言并不一定具有多大的价值。许多语言的意义随着时间推移烟消云散，比如叫人吃饭，另一些语言则完全不值得珍惜，比如吵架、污蔑、挑衅、淫秽言辞等。但是从文明、政治和宪法的角度，言论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语言是思想的外放，思想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人类社会的制度建立和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具有思想、感情的人才得以延续的。     对言论自由和限制言论一直是一对矛盾，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诗人是会遭到放逐的，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表明专制权力容不下任何议论。但是现代言论自由的命题却是因为出版业兴起而产生的。1476年，威廉.卡克顿(William Caxton)在威斯敏斯特成立了英国第一家印刷所，当时并无任何法律规定什么内容不得印刷。但是英国政府当即意识到不受限制的发行和印刷将会稀释自己的权力，信息在任何社会都是强有力工具，掌握这种工具的人相当于无形中掌握一种巨大的权力，打破了长久以来政府...

维言动听     言论自由包含很多含义，它可以作为一种基本价值，有时也作为人权，有时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人的目的，有时我们也可以将它看作是实现一些目的的工具，不过也有人将其看作社会纷扰的起源。这些错综复杂的含义导致了研究言论自由的许多视角，也让研究者必须在不同的价值和功用中作出并不那么必然正确的选择。     言论是思想的外化，行动是思想的外放。社会是由具有不同思想和感情的人组成的。思想的形成和传播是行动的最基本因素。限于我们对言论自由研究的题目，我们不能对基本思想的产生作出过多阐述。那是一个不同的和幽深的领域。我们仅仅需要指出思想及其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和半透明的影响就可以了。     言论自由关注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在关注对言论自由的侵犯，正如对交通安全的关注其实关注的很多都是对交通安全的违反。     当感到一个新事物给人们以自由时，另一些人很快就会感觉到对他们的威胁。1476年，威廉.卡克斯顿在威斯敏斯特成立了英国第一家印刷所，英国政府随即意识到信息的流通会对自己的统治产生威胁，印刷机是一个潜在的敌人。政府无法将印刷机合法的消灭，于是政府必须控制印刷业。于是多种手段钳制印刷业变成最早的控制言论自由的形态。煽动性诽谤法专门用于对政府和王室的批评者，至于批评的内容是否真实，非为所问，也就是越真实罪越重。印刷品还受到许可制和保证金等多重限制。这些东西成了最早对以印刷出版为主要言论自由渠道的禁锢绳索。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言论自由并不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东西。也许我们只是追求自己的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同时我们对他人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保持怀疑和抗拒。作为政府和统治者更可能对言论自由保持怀疑甚至敌视。     我们力求揭示言论自由的价值，我们也希望通过言论自由被侵犯的例子揭示言论自由被扭曲可能的后果。     这一次我们来讲述一下刚发生的一个网络名人被禁言的例子。     8月20日，网络名人司马南被禁言了。这让很多人感到诧异。因为一般而言，被禁言的都是那些对政府或者政府工作人员表示不满的人。而司马南按照标签来说妥妥...

作者：维言动听 自由并不是一直以来都作为国家的目的，虽然很早都称把民众的福祉是建立国家的使命，但是基本上都会附带说这是君主或者统治者的责任，于是从本质上君主统治者才是国家的主人。而主人是具有更高智慧和地位的，民众的生活是他们赐予的和不可选择的，民众在法理上是不能有任何自由的，他们拥有的只是管理不到的缝隙。言论更是作为严加管控的领域，这是因为不加限制的言论会危及他们企图维系的高贵等级，批评和意见会让管理的随意变得更加困难，因此英国大法官约翰 . 霍尔特说道，对一切政府而言，为祸之烈，莫过于对政府管理产生敌对之努力。这一席话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不光专制国家、极权国家，甚至民主国家，都对言论自由持怀疑态度。 当人们抛弃了君权神授，将国家和社会当做经由人们同意而建立的共同体后，人们才会将自由看作是建立国家的目的。政府只是一个方便管理的工具，因此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虽然人民的权利并不是在每种情况下都能无限制使用，但是这种限制必须得有基于公共利益的合理理由并经严格的程序进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宪政的最基本的含义。当然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自由并不是一部纸质宪法可以保证的，也不是仅仅拥有美好的愿望就可以了。宪政的基础理想和价值也许要经过很多代人的挖掘和完善才会真正抗击对它的冲击。 所以当我们虽然可以说拥有一部规定有自由的现代宪法，但是我们并不会冒然说我们就拥有宪政。也许是那些传统的残影穿上了宪政的新衣，也许是我们对理想和现实的思考还不完善，也许我们的对痛苦的思考还不够深刻，我们对中国人民的现状和未来充满了忧虑。我们虽然在宪法上看到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但是我们在实际上却看到言论处处被侵犯和限制。我们认为这不仅显示人们不仅无法得到现时的正义，也会折射到政治系统，扭曲社会管理。实际上言论自由的剥夺已经让中国变成一个怪异的利维坦了，但是我们许多人还在沉睡。 我们不想耸人听闻，实际上的病症可能比我们所说的要严重得多。 表达也许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明显的特征，动物也许会面对特定的处境表现某种情绪，但是人类的表达却能够达到非常多样的地步。人类的思想以及选择可以说是无法穷尽的。限制一个人的表达就是降低他作为一个人的特质，同时也将社会的多样性选择从根本上消除了。 我们倡导言论自由，一方面挖掘言论自由的价值以及对言论自由应有的边界，另一方面我们也揭示现...

言论自由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我们不可能说某个时候就已经达到言论自由了，或者我们完全没有言论自由。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哲学的判断，虽然我们也许可以通过某些理论和结构的分析就能够得出基本上正确的结论，这几乎就是休谟那种不完全逻辑，路边的果子是酸的。但是一个研究或者说一个事业不能仅仅靠逻辑和思辨，还必须依靠对现实事件的收集和分析。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在苏联最恐怖的时刻，它的景象也曾吸引了一些最睿智和正直的人们。 动态是我们企图找到的关于言论自由的事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收集显然是很不完全的，我们希望用这些东西来对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研究做一个稍微铺垫。作为社会学研究，这些样本显然是不够的，但是作为政治学和法学研究，却基本能够达到要求。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思考和转变都是有普通人和小事件引起的，这是一个研究宪法的著名学者所说的。我们将会不断关注言论自由的政策性、法律性的事件，我们也会对公民捍卫言论自由以及公权力压制言论自由的事件一直保持高度的注意。因为我们认为那些企图压制言论的做法不仅仅是压制讨厌的思想，而且将会压制这个社会最宝贵的东西，他们不仅仅是压制那些在我们身外的人，而且将会压制我们每一个人。 2022年2月25日，因去年在网络发帖质疑肿瘤治疗存在“超纲治疗”引发舆论热议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医生张煜，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解除聘用合同。医院给出的理由是“违反了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影响了医院声誉”。张煜的医术和口碑都受到广泛赞扬，但是他揭露医疗黑幕却动了许多人的奶酪。他的遭遇被收入言论自由动态在西方学者看来是不恰当的。我们的理由是，一他表达的内容涉及到许多肿瘤患者，推而广之可以说涉及医疗制度的根本。二从表面上看来，他只是受到解聘，而不是被限制自由等，这似乎是一个企业与员工的契约问题。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在中国许多医院并不是一个私人企业，它直接就是政府管制的，张煜医生曾经所在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就是这样的，它不仅是政府投资和管理，并且还设立有党委。因此这个事件就不仅仅是一个契约问题了。三对言论的压制并不都采用拘留判刑这样的方式，阻断经济来源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正如在美国宪法史上有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件一样，那些面对种族平等呼声日益高涨的人知道用刑事诽谤罪无法对媒体形成威胁，就从媒体发表的内容中找出只言片语来进行民事诉讼，企图用高额的赔偿让媒体在种族问题上哑口无言。张煜医生...

我们对言论自由进行特别关注和研究，是因为我们认为良好社会的建立以及维护必须以论自由作为基础。言论自由虽然已经写在宪法里，但是言论依然被各种绳索捆绑。我们不会认为言论自由只是纸面的权利，而是人们正常的重要要求。 我们认为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的基础，也是最容易被侵犯的权利。不管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言论自由由于其自身性质都容易招来打压。我们进行言论自由关注主要有两个路径，阐述言论自由的意义和分析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方式。这个貌似简单的任务但确实不那么简单。许多学者的研究和众多案例都表明这是一个地形复杂的场域。不同的文化和利益纠缠使许多人在其中迷途难返。 在我们分析言论自由的作用时，我们并不会认为每种言论都具有相同的价值，也不会单纯到认为无论哪种言论都不可被限制。在确定言论自由的价值时，我们首先认识到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社会是有限的，充满了认知和性格的缺陷，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仅仅通过自身来摆脱这种局限，不论他是多么智慧和多么自律，都带有这种先天的不足。历史上的智者和英雄只是他们的侧写，而不是3D全息影像。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一个逐步渐进改良的结果，而这个过程对于人类文明才刚刚开始。言论自由直面的是专横的权力，只有自由的人才是建立自由社会的基石。专制社会中不需要言论自由，只有统治者的傲慢和被统治者的卑微服从。民主是言论自由得以开展的前提，但言论自由却不因为法律承认不承认而成立，它是一个又人性确立的权利。比如苏格拉底虽然被判处死刑，但是他的精神和思想却没有丝毫被当时的法律所限制，比如东林党人的月旦，也不因为政治氛围而改变初衷，甚至激发了他们的灵感。 正象霍姆斯所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我们不会将言论自由视为一句口号，这样无疑会扼杀它的生命。我们会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的考量，揭示出它的意义，甚至在许多难堪情景下是否应该受到限制的理由。政治与道德都会以某种公共利益来限制言论自由，而这些情况有些是应该考虑的，而有些却不大经得起斟酌，只是某些人的情感或者利益所需。 传统的言论自由关注主要注目于对大众媒介这个场域。私人交谈不大会引起言论自由的问题，这是国外研究公共诽谤罪学者们的看法。但是如果一个学者触及到如苏联、中国之类国家的某些时代，他也许就会改变这种看法。中国现在也许不会如反右和文革那样仅仅因为私下的一句话就将人送入笆篱子，但是如果在...

言论自由是否具有价值，或者言论是否应该是自由的，这从来就不是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人的观点跟言论自由相距甚远或者南辕北辙。我们这么说是基于三个基本处境，世界的不可知、视野的单向性，以及制度逻辑。世界不可知是人类永远的背景。从远古的蒙昧到科学的发达，这一点并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也许我们对世界特别是外在物理世界的解释范式有了很大变化，我们操控自然的能力会让许多人觉得对世界有了深入的了解，甚至产生也许世界只是人类的一个工具的想法。但是实际上世界独立于人类之外，不光是外在物理世界，我们其实所知甚少，而且世界以及人类的目的意义我们也只是开展了有限的探索。至于视野的单向性，简单一点说，我们都是具有视觉盲点的人，我们都相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自己的感觉是真实的。我们对自己的信任是无保留的。如果这个观点可以扩大，那么还可以加上由于有意识培养的传统以及种族和宗教等造成的集体意识。所以一切个人或者集体都可能带有这种先天性的缺陷。正如我们说一切的宗教都是不宽容的。当然为了不让人特别是那些虔诚者误会，我们得指出这句话是雅斯贝斯在《文明的历史起源》中提出的，他是一名基督徒，也是阿伦特的老师。任何的个人思想以及集体思维，如果不是由于外在的冲击也会陷入这种单向性的怪圈里，这也就是培根所说的幻象。视野单向性比起我们所说价值的主观性具有更大的外延，因为它不单含指价值意义同时也对事实世界探寻进行限制。以上这两种处境是普遍的，牵涉到比较深刻的认识论问题，我们在这里简单描述一下，一笔带过，要阐发它们非得鸿篇巨制，而且冲淡了我们对言论自由这个主题的追述。 言论自由不是自发的，正如平等和民主也不是自发的。丛林法则是不平等的，视野的单向性也不会认为那些异类意见有什么值得尊重的。自由和权利是反思性的，是对自身局限的突破。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反思的产物，或者是在边界反弹产物。狂信和自大是第一位的，特别是在封闭的社会中，同质化群体中，主流的排他的观点和主张几乎不用费力就会得到认可，不同的观点和冲突的思想没有生存的空间。由此表达的自由非常难于实现。 人类社会的组织大抵还是由等级社会占据有记录历史的前期，对于史前的原始平等我们可以有一些猜测，但是我们相信那时的生境压力以及聚结规模也不足以推翻我们这个结论。等级社会不管以什么方式出现，都具有自身的逻辑。也就是说它要维持自身的存在，必须要具有一种合法性，这是它最关...

新冠疫情肆虐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从本轮辽宁、上海等地的情况看，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人类并不是第一次遇到大规模的传染病爆发，曾经天花、黑死病、霍乱等的爆发都曾让总 人数减少几分之一。但那毕竟是在科学和医学不发达时代的事情了。自从医学进入细胞内部和基因层面，这样大面积的公共卫生事件还是第一次。 对病毒的来源和如何治疗并不是我们这样以言论自由关注为己任者的重点，那是专业人士的责任。各种疾病包括传染病的治疗过程都不是政治学和法学主要的关注点，除非这些过程涉及到对 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侵犯。比如精神病，单单作为一种精神方面的疾病，仅仅涉及病患及其家属还有治疗机构，是不会对社会的运行产生多大的影响的。但是由于精神病的治疗可能需要将病患 强行限制在特定的区域，在极权国家就被当做一种方便的惩罚措施。前苏联就曾用精神病这个武器将大批没有患精神病的人关进精神病院。这些被当做精神病关押的人不过是对苏共或者某些 现实表达了不满，还有一些被称作异议人士。被这样关押的人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我们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资料表明，在克格勃第5局的手下就有16个精神病院，一次性就可以出院80万人。 而第5局的局长在1962年向苏共政治局报告，精神病院不够用，需要加大精神病院的建设。这些被当做精神病人的民众其实基本是没有精神疾病的，不过将那些心怀怨怼者关押和隔离对于蛮横 统治者来说是非常有利和简便的。既从实际上减少了对他们的批评，也会对那些企图效仿者起到寒蝉效应。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是，被列为社会寄生虫两次被关进精神病院18个月的约瑟夫.布 罗茨基，于1972年被开除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于198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百世皆承秦法，而中共也不过是效仿苏联建国而已。一样的一党专政、一样的计划经济、一样的严格控制思想和 言论。所以中国一样的将精神病当做对付异议和不服管者的武器。中国被精神病的状况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方面的报道应该不难找到。我们在此只是对疾病和基本人权的关系做一个铺垫。 在中国有一个怪现象，那就是大灾之后有大丰收，这是一个铁律。百年难遇的洪水或者旱灾出现了，这本身是一种不幸，统治者也不一定有多大的责任，至少在避免自然灾害发生方面地球上 所有国家的政府还不能够完全做到。至于救灾，那是每个政府的义务。但是中国政府在灾害过后就会连篇累牍的报道灾情得到控制，突出这是领袖和党的关怀，最恶劣的就是，越大的灾难就 ...

即使最专制的国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迎合民意，这种迎合有时称作民本主义。民主政体则将民意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础。但是民主并不是仅仅建立在大多数人的意志上这么简单，否则法西斯政权和极权政体也可以称作民主了。民主对于从某种洞穴中走出来的人是难于理解的，并不是民主难于理解，而是他们将某种威权和极权理解为民主的替代物，并且声称这符合他们的历史和利益。 我们认为，民主不建立在它最坚实的基础上，一定会滑落到某种对立面。民主的精神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由此每个人都不会得到最大的利益，从理性主义的立场来看，一个人也不会为较少的利益而付出太大的代价，但是他却可以理所当然的享受这种成果。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作无票乘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民主思想是一种跳跃，是对人性的一种深刻地反省。 民主有它天然的敌人，人性的贪婪和自大往往会毁掉民主。民主也有它最坚定的堡垒，建立在平等人格上的理性就是民主的支撑。民主不是个别人和小集体的事情，而是每个人攸关的事情。 我们将自由作为民主的基础，没有自由，民主无从谈起。而言论自由则作为其中最重要的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其他的自由无法立足，而个人也在各种算计下无法自保。 现在没有人会公开反对言论自由，但是言论自由依然岌岌可危。这固然来自于言论自由的敌人从中作梗浑水摸鱼，但是也来自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危机认识不够。言论自由的领地并不像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那么明确，它的敌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并且堂而皇之地宣称它拥有合法的主权，对此言论自由想要保住自己的地盘并不容易。 我们应该注意到语言的歧义，社会学家们所说的民主和政治学家们所说的民主具有几乎完全不同的作用，社会学家可以谈论家庭民主、社区民主以及工厂、部门民主，但是这些东西在没有宪政民主作为背景的情况下既无多大作用，也不会坚持多长时间。言论自由也是如此，没有宪法性的支持，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什么新闻自由等都不过是镜花水月的东西。 所以《言论自由关注》不但要将言论自由对民主社会良好社会的重要性进行研究，而且也必须揭穿那些言论自由的敌人使用的种种魔法和陷阱，这样才可以为言论自由保留必要的空间。这是我们研究言论自由最主要的两个进路。 我们同时也必须指出，关注言论自由并不仅仅是威权社会中迫切的需要，言论自由并不仅仅是争取民主和自由道路上的交通工具，一旦我们拥有法律宣称的言论自由就可以一劳永逸万事大吉了。实际上，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的时候。由...

    我们定期将中国涉及言论自由的事件进行收集、整理以及简要评述，以彰显言论自由被限制和控制的具体现状，引起大家对言论自由现状的关注，触发大家对言论自由的研究和保护。     2021年11月14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了《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第四十一条、第七十三条对“数据跨境网关”（即俗称的“墙”）作出定义，并明确禁止“翻墙”。而其他多条则对这些“违法翻墙”规定了相应的处罚。虽然只是征求意见稿，但是不出意外马上就会成为正式的法规。此法规非常明确的要将中国公民隔离于世界的信息以及舆论之外，虽     然中国政府一直努力于打造隔离于世界便于操控的局域网，但是以政府立法形式出现的对网络数据的控制表明了中共当局对网络控制的重视以及决心要把网络净化为一家之言的地方，从此政府和公安、法院就更可以加大它们控制和打击的力度。这个条例的出台将会对以网络舆论为主要方式的民众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     2021年11月17日安徽省合肥市沈良庆因为接受记者采访及网络言论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沈良庆曾任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因参与八九年学生运动和民主抵抗运动，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被开除公职。1997年因接受多家国际媒体采访，要求竞选人大代表等被劳教2年。此次判刑主要的证据是他在推特以及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对此案是典型的破坏言论自由的案件。我们认为对于公民公开发表的言论，不论对错（在此我们并不认为沈良庆的言论有任何过错），都是公民的权利，政府以及任何个人不得阻扰和干涉，更遑论定罪入狱了。只有那些倡导暴力破坏公共秩序的言论才是政府可以干涉的对象。     维权律师梁小军执照被吊照。北京道衡律师事务所主任、维权律师梁小军于2021年11月25日接到北京市司法局通知，并于2021年12月16日被吊销律师执照。梁小军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代理了许多高度敏感的案件，当局以他在推特上发表支持法轮功、丑化抹黑宪法法律确立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的言论为理由将其吊销律师执照。2021年当局采用类似方式将四名维权律师吊照，从而使法律成为任由公检法解释的工具。我们认为律师不但在辩护上具有充分的权利，同时他在其他方面一样具有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对于大家关心的话题...

    我们确立我们对言论自由最为重要的关注，我们认为没有言论自由一切的民主和自由都只是易碎玻璃器皿。我们的眼光聚焦于两点，我们如何保护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如何被剥夺和限制的。当然前提就是言论自由具有无上的价值，或者说它是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最基础的东西。对于这三个方面，我们会在不同的篇幅中逐步解说，而这个解说，我们相信其内容是无限的，我们也只能揭露出它们冰山之一角。     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无限制的，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相对其他的自由基本自由的限制条件设立却需要更加的谨慎。权利总是涉及利益和义务，而言论自由的利益和义务却不是那么清晰可辨。它的意义也不一定在于个别人和个别事件上。或许正是个别事件的言论具有对整个社会和历史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当某个人提出地球是圆的时，对当时的人们来说，他的话就像疯子，对那些道学者是亵渎，但是这句话后来被证明是真理。     对言论自由的限制首先来自政府，其次来自狭隘的道德观念、宗教情感以及知识上的不足。在这一节里我们首先关注的只是政府的限制，因为我们说过对言论自由的意义以及揭露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当然只有先从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地方开始。    几乎所有古老的部落、国家或者文明都具有某种将宗教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现象。这种宗教可以是原始的巫术，也可以是图腾，也可以是祖宗崇拜。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弱小的人类群体在恶劣的生境中进行精神上的自我保护。但是由此衍生出一种特别的权力，超自然的权力。这种权力有点类似品牌的作用，你如果不相信或者讨厌某个品牌，那个品牌的价值对你就不起作用。但是你如果认可这个品牌所包含的无形价值，你就会认为这个品牌独一无二。但是对于在一个人类群体中，特别是在迁徙基本不可能，祖辈都一直生处其中的圈子中，一个人几乎难于逃脱这种超自然权力的影响，说集体无意识也好，说种族特征也好，几乎是将这种影响强加给他了。在此，我们还得提一句，由此我们并不会将这种影响说成融化到血液中，类似于DNA这种东西。集体无意识只能在集体一直对这些人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才会是有参照价值和强迫的力量，这是由于长期被某种视界所决定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可以隔空传送的东西。这里也不是说集体无意识或某种传统优劣的地方。    当统治权和某种超自然的权力结合的时...

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可能只是由于某种偶然的因素，也可能是自己的选择和努力。对于一个人来说，偶然因素可能难于改变，因为它们是一些传统和资源性的东西。但是人类的特点就是不是一个生物学意义的物种，而是不断突破自然界限，由呆滞走向灵活，由必然走向自由。 人类的文明史比起进化史短暂得象大海中的沙子一样，可是我们却拥有了对自身生活的各种样板，有了惨痛的教训和值得珍惜的经验。人性的优劣也许我们无法改变，但是我们却可以有针对的利用和限制它们。我们不会再幻想马上可以进入乌托邦美好世界，但是如何建造和维护一个足够人道的社会我们并非无计可施。 当然我们不会再书斋里画图纸，也不会认为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就可以独当大任，凡是这样想这样做的人都由救星变成了魔王，无论是罗伯斯庇尔还是洪秀全等等，概莫例外。 我们抛弃了各种精英代言、天命神授，不是由于他们不够优秀，而是这种制度将人们的命运交于他人，而且也小看了权力对人性的腐蚀。我们必须寻找足以使我们放心的阿基米德支点，来撬动整个政治体系的杠杆，而这个支点就是自由。没有这个支点，我们既不可能会有尊严的生活，而且我们既有的东西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失。 基本自由的重要性是现代宪政民主区别于形形色色的政治体系的最重要的区别。个人拥有国家权力无法进入和干扰的领域，这个道理首先从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出的，而且也成为宪政民主理论的最核心部分之一。但是对于中国许多人来说，这个思想却并不那么显而易见。我们在这里不能对所有的基本自由都进行阐释，我们仅仅会通过一个个片段将言论自由是如何流失的，以及我们为什么要重视言论自由进行我们的生理学解剖和治疗。 人们对于世界会有思想，人们对于利益会有观点，人们对于问题会有看法，这似乎是没有人会质疑的。如果这些东西谁愿意表达就表达，谁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言论自由就是一个伪概念，或者说，就没有言论自由保护这件事了。但是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中得知言论自由却是最容易被侵犯的基本权利。 言论是意志的表达，意志却是一个人心灵最深处的东西。一个国家，我们这里指的是政府，无论如何独裁，无论如何不顾民众利益，都不可能完全不顾民众的意见。虽然我们将民主社会理解为根据被统治被管理者的同意而建立起来的，但是所有的专制或者极权政体也会将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它们也会声称自己是根据某种正义的理由进行统治。这种理由要么是某种优秀使他们占据统治地位，要么是他们对历史...

12月14日一个视频到处传播，视频的主角是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庚一，她在当天下午在东方电影学院《新闻采访》讲课中，质疑日军侵华在南京大屠杀30万人。这一天也是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的第二天，由此，宋庚一被当成罔顾历史出卖国家的汉奸，被包括官媒和自媒体的各种媒体堵截谩骂，更在16日就被所在学校以“发表错误言论，造成重大教学事故和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给与开除处分。对于这个事件，应该如何看待？宋老师是一个替军国主义开脱的精日分子，一个可耻的汉奸，还是一个严谨治学追求真理辛勤育人的园丁?她的遭遇是罪有应得，还是遭受不公？言论自由、教学自由到底允不允许这样的言论出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宋庚一老师到底在课堂上讲了什么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招致如此关注以及严厉的惩罚。宋老师的观点是南京大屠杀30万人是没有数据支持的，她认为这是历史小说式的概说。她认为历史研究应该严谨，而民国政府和解放后的历史学家都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以讹传讹，没有史料支撑。她没有否认30万的死难人数，她只是质疑这个数据的得来，她相信根据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号码得到的数据更加可信，而当时是可以搜集到这些信息的。她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去恨，而是应该记住历史和反思战争是怎么来的。 就这个讲课，我们可以发现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其一，这个讲课内容被录下并被发到网上，证明了大学内告密者、信息员的存在。这些告密者监视着老师们的一言一行，从生活作风到讲课内容，特别是他们在课堂上的言论，只要稍有出格，或者对政府和政策不满，就成为他们履行职责邀功请赏的机会。而且关于这个讲课内容的视频我发现了几个版本，都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时间长度也不一样，也有人指出视频经过了剪辑。由此可见，这个告密者很可能并非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不约而同将摄像头对准了讲台上的靶子。利用学生监视老师，这种情况可谓十分下作。但是这已经是国内常见的做法。政府不是将老师看作文化薪火相传的使者，而是看作心怀鬼胎的敌人。特别是那些拥有自己看法和意见的老师，更被视为西方用来颠覆政权的先锋。 其二，宋老师在视频中并没有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发生，没有替日军侵华暴行开脱。她只是认为屠杀了30万人缺乏数据支持，她希望同学们注意到这一点，由此可以培养一种科学务实的精神。她的讲课有什么过错，我看不出来。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其三，她强调，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是一回事，但是我们不要去恨，更应该去反思战争...

关注言论，原为怜惜社会。社会弱而国家强，国家易变而社会长存。权利如仆人，用时召之即来，不用时挥之即去。权力如大老爷，众人面前尽显端庄和善，不高兴则霹雳手段也被说成菩萨心肠。 弱肉强食，只是丛林法则。人类社会则必须以道德、科学建立生存的根基。时至今日，我们不相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得谎言，也不相信历史的终结的杜撰。我们认为历史是自然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断的实验和在错误中摸索和改正。我们看惯了以正确为幌子对人性的压制，我们也经历了以集体犯下的罪行。 我们得到唯一的启迪，就是人民的意志不会被谁代表，人民的思想不需要被统一。我们得出结论，当人民不能表达时，这个社会就会被扭曲，人们失去的不仅仅是言论和思想，他们将失去一切，包括现在和未来。 我们在历史中，但是历史不会告诉我们真理，除非我们感受到历史深处的痛苦，古代的、现代的、遥远的、亲近的。我们永远不会解脱，如果我们的武器永远在别人的手上。 我们发现了通往未来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却永远有人把守。 我们被称作主人，但是我们却不能自作主张。因为以历史和人民的名义我们的思想套上了枷锁。 我们不再迷恋遥不可及的画图，那动人的美景永远只会在图纸上给我们以诱惑，而不会出现在地平线上。 我们不再相信我们的生活是由别人恩赐或者指导，我们最大的灾难都来自我们对自己责任的放弃以及对危险的麻木。我们从历史和生活中得到教训，而如果我们不对这些灾难以及危险保持反思和警惕，我们将永远只有不会得到救赎，只会重复那些悲剧。 我们清楚公正来自于对专横的权力进行限制，以及对个人权利理直气壮的维护。对专横权力的划线使国家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君王，而只是维护秩序必要的工具。而个人的权利则是无论是谁，哪怕是国家、政府、集体也不能拿走的自由，而自由的本意也就是不被阻碍的意思，当然这也需要其他人享有同样的自由。 我们关心基本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是因为言论自由在所有自由中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任何别有用心的集团企图控制社会，无论它是否依靠暴力，都会讲自己美化成正义的化身，而将所有的反对意见独立声音视作大逆不道，这里言论犹如戳穿谎言的武器。无论是何种好的活着坏的政府，及其官员，他们也都是由普通人组成的，他们都有是人都会有犯错误的可能。如果他们由具有相同经历、利益以及偏见的人组成，就更足以干出耸人听闻的恶行。如果没有不同的声音，这种恶行就会持续和扩大。 当一个国家号称民主，这并不意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