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被暗杀后热汤冷水对言论自由的侵犯

作者：维言动听

自由并不是一直以来都作为国家的目的，虽然很早都称把民众的福祉是建立国家的使命，但是基本上都会附带说这是君主或者统治者的责任，于是从本质上君主统治者才是国家的主人。而主人是具有更高智慧和地位的，民众的生活是他们赐予的和不可选择的，民众在法理上是不能有任何自由的，他们拥有的只是管理不到的缝隙。言论更是作为严加管控的领域，这是因为不加限制的言论会危及他们企图维系的高贵等级，批评和意见会让管理的随意变得更加困难，因此英国大法官约翰.霍尔特说道，对一切政府而言，为祸之烈，莫过于对政府管理产生敌对之努力。这一席话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不光专制国家、极权国家，甚至民主国家，都对言论自由持怀疑态度。

当人们抛弃了君权神授，将国家和社会当做经由人们同意而建立的共同体后，人们才会将自由看作是建立国家的目的。政府只是一个方便管理的工具，因此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虽然人民的权利并不是在每种情况下都能无限制使用，但是这种限制必须得有基于公共利益的合理理由并经严格的程序进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宪政的最基本的含义。当然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自由并不是一部纸质宪法可以保证的，也不是仅仅拥有美好的愿望就可以了。宪政的基础理想和价值也许要经过很多代人的挖掘和完善才会真正抗击对它的冲击。

所以当我们虽然可以说拥有一部规定有自由的现代宪法，但是我们并不会冒然说我们就拥有宪政。也许是那些传统的残影穿上了宪政的新衣，也许是我们对理想和现实的思考还不完善，也许我们的对痛苦的思考还不够深刻，我们对中国人民的现状和未来充满了忧虑。我们虽然在宪法上看到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但是我们在实际上却看到言论处处被侵犯和限制。我们认为这不仅显示人们不仅无法得到现时的正义，也会折射到政治系统，扭曲社会管理。实际上言论自由的剥夺已经让中国变成一个怪异的利维坦了，但是我们许多人还在沉睡。

我们不想耸人听闻，实际上的病症可能比我们所说的要严重得多。

表达也许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明显的特征，动物也许会面对特定的处境表现某种情绪，但是人类的表达却能够达到非常多样的地步。人类的思想以及选择可以说是无法穷尽的。限制一个人的表达就是降低他作为一个人的特质，同时也将社会的多样性选择从根本上消除了。

我们倡导言论自由，一方面挖掘言论自由的价值以及对言论自由应有的边界，另一方面我们也揭示现实中言论自由是如何被偷天换日逐渐地侵犯了的。这始终是我们关注的两条主线。这次我们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暗杀后中国是运用哪些方式来控制言论的。

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于当地时间早上约11时30分在奈良市发表演说时遇刺，下午抢救无效去世。这无论如何都不一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更何况是退休政府首脑。因为杀人侵犯他人生命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是不可饶恕的罪名，是应该被谴责的，而对被刺杀者除非他道德败坏有应死之道我们都应同情和哀悼。我们允许和接受的杀人只有在当他人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并且经过公正的审判，或者当他人正在威胁自己的生命时出于自卫才可以，或者在正义的战争中。但是当安倍被刺身亡后中国的舆论却出现了极为让人惊讶的状况。许多网民表示庆贺，丧失基本道德立场，甚至将凶手视为英雄，另一方面则对那些表示哀悼的人士进行压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当然这里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就是日军侵华战争，八年战争让中国损失惨重。二战结束后经过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一大批战犯或者授首或者被关进监狱。不过中国人民的的惨痛记忆并不随着时间而淡忘。抗战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一直提醒中国人民记住这惨痛的历史。这无可厚非。同时中国也在跟日本的外交中敦促日本牢记历史，不要走军国主义的老路。但是我们的政府将抗击日本作为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我们先不去细说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军队打了多少日本人，跟国民党军队进行一个比较。中国当局为了显示自己的正义，不断将日本定格在侵华战争中，层出不穷的抗日神剧刺激基层百姓对日本的仇恨。对日本战后的民主化以及和平化转变根本不提。

智者不会忘记历史，但智者也绝不会纠缠历史。我们说一个人的高贵是因为一个人可以面对过去进行反思，面对未来可以改变。佛家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民谚有浪子回头金不换，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把这个道理用在国家身上也是一样的。日本战败后在美军的监督下制定了和平宪法，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以及成长为一个科技领先民主立宪的国家。在中日建交后虽然中国免除了日本的战争赔偿，但是日本为了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长期给于中国大量的援助。自1979年开始39年来日本对华政府援助3.65万亿元（合约2551亿人民币），中日友好医院、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上海宝钢和浦东机场等一大批重大工程都是日本援建的。1979年以来双方开展专项技术合作131个，培训中国进修人员37335名，派到中国专家9490位，日本对华援助占全球对华援助的66.9%,远超出世界其他国家对华援助的总和。当然这里有愧疚和补偿的因素，但是没有愧疚和补偿谁又会这么大方呢，毕竟你是又吃了还要骂人家。但是日本这么做难道不也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吗？这么做不是承认历史和希望跟中国发展和平良好关系吗？谁见过一个人企图欺负另一个人长期去帮助他，无偿提供资金和技术，让他富裕和强大。小恩小惠是祸心,长期持久的援助应该表明了心迹。虽说不能用感恩来形容，但是起码值得肯定。

安倍是现时代日本领导人，他需要面对历史，但他并不是侵华日军的一员，我们不可能让他背负军国主义的帽子，这是简单的道理。

所以中国的外交既希望得到实惠，却依然不肯将日本视为一个已经变化了的国家，一直将其定格在二战时期。动不动就拿历史作为筹码，运用影视剧等方式抹黑，运用一些事件激发仇日情绪。因此安倍被刺大众自媒体几乎一边倒庆贺，丧失基本道德。而一些公开表达哀悼的人士却遭到狂轰滥炸般的网暴。吕丽萍、余文乐吴京、刘品言、陶晶莹等明星在自己的私人社交账号上发表哀悼安培的言论，本是个人权利，同时也对暴力表达了谴责，这妥妥的正能量了吧，可是在仇日基调下却被网民解读成了汉奸。于是这些明星就很快撤掉了他们的发言。而一名在日本记者曾颖因在报道安培被刺时哽咽哭泣，更是被大骂，以致自杀，虽然被抢救回来了。于是乎网络舆论又一片大好。不过面对这种狭隘的民粹情绪，也有不少理性的人士通过迂回的方式表达了谴责，鉴于网络审查的严酷以及许多网民盲目仇日，他们没有直接对安倍遇害表达观点，而是用中国古老的《礼记》上的一句话“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表达了做人需要厚道的劝诫。

我们认为言论被控制有许多方式，以上这一种我们可以称为热汤。运用一种情绪，发动最基层的民众，运用最朴素的感情，使独立和理智的声音无法出现。这当然责任在于政府，因为这种情绪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精心和长期培养的。而且事到临头政府也没有进行积极引导，而是任其自然和坐收渔利。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义和团兴起时天津教案中那些基督徒是怎样被淳朴的的中国民众用阴谋论冤屈的，就可以发现这种热汤对言论自由以及社会福祉有多大的危害了。

安倍遇刺事件中对言论自由的侵犯还有一种叫泼冷水。泼冷水是公共诽谤法中研究颇多的一种，也是政府限制言论使用较多的一种方式。政府会将一些言论视作对公共利益的危害，对发表言论者进行处罚。这种处罚将会对社会犹如泼冷水，使民众再也不敢发出类似的言论。据报道在这个事件中，唐山和泸州两名教师被警察处罚，他们还会受到单位的持续追究。警方通报他们的言论伤害了民众感情。唐山教师在评价时使用了支那一词，被指称是日军对中国的蔑称，但实际我们只要搜索一下就知道支那一词源自梵语，与震旦同意，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现在震旦这个词还在继续使用，没有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支那怎么就伤害了呢？泸州教师说应该把许多中国人杀掉。无疑他的言论并不是一种对事实和行动的表达，只是一种意气的发泄。这里最为关键的不是他的言论是否正确，而是我们在法理上应不应该对其限制和处罚。霍姆斯大法官认为对言论进行限制要满足“清楚和即刻的危险”，否则这些言论是不应被处罚的。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泸州教师显然不应被处罚。我们还记得中国有个人提出在对抗西方国家时要在喜马拉雅山埋核弹吗，这个言论中所包含的反人类内容厉害多了，都没有看见任何处罚，为什么泸州教师要处罚呢？

保护言论自由就是保护我们社会最基本的理性，当热汤冷水齐下，舆论空间就变成眼光狭隘者们自嗨的乐园，民众就是一些人操持的工具人了。自由的言论、独立的思考不一定随时都带来正确的结论和理想的结果，甚至让许多人感到难堪难受，但却是保持社会活力和健康唯一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