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言论自由撕破伪善的面纱

新冠疫情肆虐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从本轮辽宁、上海等地的情况看，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人类并不是第一次遇到大规模的传染病爆发，曾经天花、黑死病、霍乱等的爆发都曾让总人数减少几分之一。但那毕竟是在科学和医学不发达时代的事情了。自从医学进入细胞内部和基因层面，这样大面积的公共卫生事件还是第一次。

对病毒的来源和如何治疗并不是我们这样以言论自由关注为己任者的重点，那是专业人士的责任。各种疾病包括传染病的治疗过程都不是政治学和法学主要的关注点，除非这些过程涉及到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侵犯。比如精神病，单单作为一种精神方面的疾病，仅仅涉及病患及其家属还有治疗机构，是不会对社会的运行产生多大的影响的。但是由于精神病的治疗可能需要将病患强行限制在特定的区域，在极权国家就被当做一种方便的惩罚措施。前苏联就曾用精神病这个武器将大批没有患精神病的人关进精神病院。这些被当做精神病关押的人不过是对苏共或者某些现实表达了不满，还有一些被称作异议人士。被这样关押的人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我们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资料表明，在克格勃第5局的手下就有16个精神病院，一次性就可以出院80万人。

而第5局的局长在1962年向苏共政治局报告，精神病院不够用，需要加大精神病院的建设。这些被当做精神病人的民众其实基本是没有精神疾病的，不过将那些心怀怨怼者关押和隔离对于蛮横统治者来说是非常有利和简便的。既从实际上减少了对他们的批评，也会对那些企图效仿者起到寒蝉效应。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是，被列为社会寄生虫两次被关进精神病院18个月的约瑟夫.布罗茨基，于1972年被开除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于198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百世皆承秦法，而中共也不过是效仿苏联建国而已。一样的一党专政、一样的计划经济、一样的严格控制思想和言论。所以中国一样的将精神病当做对付异议和不服管者的武器。中国被精神病的状况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方面的报道应该不难找到。我们在此只是对疾病和基本人权的关系做一个铺垫。

在中国有一个怪现象，那就是大灾之后有大丰收，这是一个铁律。百年难遇的洪水或者旱灾出现了，这本身是一种不幸，统治者也不一定有多大的责任，至少在避免自然灾害发生方面地球上所有国家的政府还不能够完全做到。至于救灾，那是每个政府的义务。但是中国政府在灾害过后就会连篇累牍的报道灾情得到控制，突出这是领袖和党的关怀，最恶劣的就是，越大的灾难就会有越大的收获。这样完全违背常识和理性的做法，就成为了中国的特色。遮盖了灾难的本身，抹去了民生的疾苦，也掩饰了政治的本质。这种灾难公关，只是宣传部成为屡试不爽的套路。

疫情刚起，武汉还在封城，有关部门为了吹捧领袖和掩盖灾难，又故技重施，编了一本书名叫《大国抗疫》，谁知这本书刚发出消息，还未发行就在一片质疑声中灰溜溜下架了。宣传部门本意是彰显领袖亲自部署和指挥的无比神勇，但是很明显，疫情显然还没有结束，成果也并不明显，大家还在饱受煎熬，这个时候发行这样一本不顾民众感受只顾吹牛拍马的书籍，只会与民众最基本的感情相违背。这只能说宣传部门太不要脸了，拍马屁邀功劳之心太急切了。如果他们知道即使两年过后疫情也没有消除，甚至愈演愈烈，也许会为自己这么急切的庆功而感到羞愧吧。

武汉封城时，方方以日记记录了她的所见所闻，“同情了个体，批评了政府”，将正能量的虚伪撕开了一道口子，而上海的张展专程来到武汉运用摄像机记录那些被掩藏和改写了的事实。结果方方被许多人骂为卖国贼，而张展则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由此可见在疫情中我们要得到真实的信息也是非常困难的，收集和发布信息都是相当危险的。言论自由在某种以公共安全的理由早已受到最严密的控制。当然李文亮医生的遭遇也是言论自由受到侵犯后，对于大众利益会有多大危害的例子之一。

中国这两年的疫情政策基本就是：做核酸、打疫苗、扫码和隔离。但是强制打疫苗，却没有相关保障，做核酸，特别是全民核酸，也引起大家的非议。聚集性做核酸是否容易增大感染性，核酸检测是否存在庞大的利益链条，都是大家关心和质疑的问题。果然北京卫健委的领导涉嫌核酸检测分成、某些地方虚假检测的报道证实了民众的怀疑。

自武汉封城隔离后，这两年不断有城市被封城，虽然有些地方不叫做封城，但是实际上民众根本就走不出门。西安封城时，许多市民通过微信发出他们的现状，一块方便面吃四次，孕妇因为健康码问题被医院拒收导致流产，各种病人特别是心脏病人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许多网友说，小区所有商店全部关门，网上买的菜全部退款，根本就没有食物，许多人担心自己要饿死。这些都是我们从西安朋友的微信中截取的一部分信息。

当疫情到了上海，似乎又发生了一些更为匪夷所思的变化。当上海刚出现疫情时，上海决定不实行象武汉那样的封城，理由是“这个城市不仅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我们这个城市还承载了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承载发挥了重要的功能，甚至于对全球经济都量有影响”。但是这种精准防控政策最终还是被封城所代替。但是在上海封城中官方又企图以正能将人间惨剧美化成美好花园的企图却未能尽如人意。

首先，不断发出的由于隔离导致病人救治不及时而死亡的事件，其中包括经济学家郎咸平的父亲以及作家六六的母亲，以及一名老人患哮喘１２０急救车就在旁边却坚决不借除颤仪而死亡的事件，网友们将在各种自媒体上公开的各种因为救治不力而死亡的案例收集起来，在封城２０天左右，据不完全统计就达到１５３人，远远多于因为新冠死亡的人数。不过不出意料的是，这个经细心整理的资料很快就被以“网页包含违法或违规内容”而被删除了。

政治隔离行政隔离就是以政治代替科学和医学，这建立在政府的权力不受限制公民的权利不受保护的两极分化的基础之上。专制权力虽然在实际上不受制约，但是专制权力一直都将自己包装成民众的救星。它要做到这一点，第一就是拼命的夸自己好，第二就是将那些说自己不够好或者坏的人和事消除掉。

在上海疫情如火如荼之际，宣传部门又开启了不要脸模式，准备在４月１３日办一场抗疫晚会，满满的正能量，据称明星阵容堪比春晚，搭建了豪华的舞台。显然耗费的人力物力都不在少数。不过网友们这次却没有被糊弄掉，因为封城涉及的人实在太多，他们的苦难也是实实在在的，因此他们称这是“好一个丧事喜办”，有这份劲还不如给上海市民买点蔬菜。在一片谩骂声中，这台晚会被迫取消了，这也让那些长期将民众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宣传部门吃了一次憋。

上海在封城期间。生活物资难于保障，各地都在支援，可是效果却差强人意。当有人将辽宁援沪的蔬菜被扔进垃圾桶的视频曝光后，赠方紧急回应说是运输中腐烂了的，企图将锅甩给谁也说不清的运输过程。但是没想到辽宁这次不想当冤大头，而且他们真的做好了准备。谁也没想到辽宁这批援助蔬菜的运输他们不但采用全程冷链运输，而且全程录了像。当录像出来，上海有关部门就彻底傻眼了。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外地人特别多，有关方面对上海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待遇差别很大，也让上海当局丢尽了脸，

封城是违背违背人性和法治的，在这种特别的管理机制下又催生了许多腐败。蔬菜价格猛涨5到10倍，许多团购收到的是援助物资，许多分发的抗疫物资是过期产品或伪劣产品。当人们将这些证据拍成视频发出来时，有关部门只好借忙里出错来搪塞。疫情也给了一些人发国难财的机会。防疫人员借着有通行证，给愿意出高价买烟或者其他物资的人带货，一天可以挣万元到几十万元。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发达而又细如牛毛的网络，我们是根本不会知道的。

正如任何一次突发事件一样，官方都不希望有任何对自己形象不利的舆论，世界上任何国概莫例外。但是在言论自由受到保护的国家，政府不能主导和控制言论，因此这些国家的权力无法任性。但是在一个只有官方新闻，动辄就以造谣和寻衅滋事限制言论的国家，民众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要知道真相却是艰难无比。陕西一次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2021年12月30日，全省删除涉疫有害信息188条，落地查70 人。而上海也在4月26日公布了对13个网络群组封停和13个微信个人予以处罚。一段名为“四月之声”的视频记录了封城期间上海人民的无助、愤怒和呼喊广为传播，但是却被删除了。较为奇葩的是，作者称他是自愿删除的。

言论自由并不是精英阶层无病呻吟的奢侈品，有时它就是你跟世界的联系，有时它就是你喊痛的权利，有时它就是你不允许被别人掩埋和歪曲你的意志。有时它距离我们那么遥远，我们也许难于察觉它的存在，可有时我们却又那么需要它，却又难于得到它。

没有言论自由，我们就不可能永远真正有尊严和有价值的生活，也没有可以期待的未来。疫情期间我们经历了病魔的残害，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专制对我们无形的控制。我们希望通过这期间的经验，树立我们对言论自由的追求，这样我们才可以坦然面对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