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关注

言论自由是否具有价值，或者言论是否应该是自由的，这从来就不是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人的观点跟言论自由相距甚远或者南辕北辙。我们这么说是基于三个基本处境，世界的不可知、视野的单向性，以及制度逻辑。世界不可知是人类永远的背景。从远古的蒙昧到科学的发达，这一点并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也许我们对世界特别是外在物理世界的解释范式有了很大变化，我们操控自然的能力会让许多人觉得对世界有了深入的了解，甚至产生也许世界只是人类的一个工具的想法。但是实际上世界独立于人类之外，不光是外在物理世界，我们其实所知甚少，而且世界以及人类的目的意义我们也只是开展了有限的探索。至于视野的单向性，简单一点说，我们都是具有视觉盲点的人，我们都相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自己的感觉是真实的。我们对自己的信任是无保留的。如果这个观点可以扩大，那么还可以加上由于有意识培养的传统以及种族和宗教等造成的集体意识。所以一切个人或者集体都可能带有这种先天性的缺陷。正如我们说一切的宗教都是不宽容的。当然为了不让人特别是那些虔诚者误会，我们得指出这句话是雅斯贝斯在《文明的历史起源》中提出的，他是一名基督徒，也是阿伦特的老师。任何的个人思想以及集体思维，如果不是由于外在的冲击也会陷入这种单向性的怪圈里，这也就是培根所说的幻象。视野单向性比起我们所说价值的主观性具有更大的外延，因为它不单含指价值意义同时也对事实世界探寻进行限制。以上这两种处境是普遍的，牵涉到比较深刻的认识论问题，我们在这里简单描述一下，一笔带过，要阐发它们非得鸿篇巨制，而且冲淡了我们对言论自由这个主题的追述。 言论自由不是自发的，正如平等和民主也不是自发的。丛林法则是不平等的，视野的单向性也不会认为那些异类意见有什么值得尊重的。自由和权利是反思性的，是对自身局限的突破。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反思的产物，或者是在边界反弹产物。狂信和自大是第一位的，特别是在封闭的社会中，同质化群体中，主流的排他的观点和主张几乎不用费力就会得到认可，不同的观点和冲突的思想没有生存的空间。由此表达的自由非常难于实现。 人类社会的组织大抵还是由等级社会占据有记录历史的前期，对于史前的原始平等我们可以有一些猜测，但是我们相信那时的生境压力以及聚结规模也不足以推翻我们这个结论。等级社会不管以什么方式出现，都具有自身的逻辑。也就是说它要维持自身的存在，必须要具有一种合法性，这是它最关...

新冠疫情肆虐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从本轮辽宁、上海等地的情况看，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人类并不是第一次遇到大规模的传染病爆发，曾经天花、黑死病、霍乱等的爆发都曾让总 人数减少几分之一。但那毕竟是在科学和医学不发达时代的事情了。自从医学进入细胞内部和基因层面，这样大面积的公共卫生事件还是第一次。 对病毒的来源和如何治疗并不是我们这样以言论自由关注为己任者的重点，那是专业人士的责任。各种疾病包括传染病的治疗过程都不是政治学和法学主要的关注点，除非这些过程涉及到对 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侵犯。比如精神病，单单作为一种精神方面的疾病，仅仅涉及病患及其家属还有治疗机构，是不会对社会的运行产生多大的影响的。但是由于精神病的治疗可能需要将病患 强行限制在特定的区域，在极权国家就被当做一种方便的惩罚措施。前苏联就曾用精神病这个武器将大批没有患精神病的人关进精神病院。这些被当做精神病关押的人不过是对苏共或者某些 现实表达了不满，还有一些被称作异议人士。被这样关押的人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我们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资料表明，在克格勃第5局的手下就有16个精神病院，一次性就可以出院80万人。 而第5局的局长在1962年向苏共政治局报告，精神病院不够用，需要加大精神病院的建设。这些被当做精神病人的民众其实基本是没有精神疾病的，不过将那些心怀怨怼者关押和隔离对于蛮横 统治者来说是非常有利和简便的。既从实际上减少了对他们的批评，也会对那些企图效仿者起到寒蝉效应。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是，被列为社会寄生虫两次被关进精神病院18个月的约瑟夫.布 罗茨基，于1972年被开除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于198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百世皆承秦法，而中共也不过是效仿苏联建国而已。一样的一党专政、一样的计划经济、一样的严格控制思想和 言论。所以中国一样的将精神病当做对付异议和不服管者的武器。中国被精神病的状况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方面的报道应该不难找到。我们在此只是对疾病和基本人权的关系做一个铺垫。 在中国有一个怪现象，那就是大灾之后有大丰收，这是一个铁律。百年难遇的洪水或者旱灾出现了，这本身是一种不幸，统治者也不一定有多大的责任，至少在避免自然灾害发生方面地球上 所有国家的政府还不能够完全做到。至于救灾，那是每个政府的义务。但是中国政府在灾害过后就会连篇累牍的报道灾情得到控制，突出这是领袖和党的关怀，最恶劣的就是，越大的灾难就 ...

即使最专制的国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迎合民意，这种迎合有时称作民本主义。民主政体则将民意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础。但是民主并不是仅仅建立在大多数人的意志上这么简单，否则法西斯政权和极权政体也可以称作民主了。民主对于从某种洞穴中走出来的人是难于理解的，并不是民主难于理解，而是他们将某种威权和极权理解为民主的替代物，并且声称这符合他们的历史和利益。 我们认为，民主不建立在它最坚实的基础上，一定会滑落到某种对立面。民主的精神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由此每个人都不会得到最大的利益，从理性主义的立场来看，一个人也不会为较少的利益而付出太大的代价，但是他却可以理所当然的享受这种成果。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作无票乘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民主思想是一种跳跃，是对人性的一种深刻地反省。 民主有它天然的敌人，人性的贪婪和自大往往会毁掉民主。民主也有它最坚定的堡垒，建立在平等人格上的理性就是民主的支撑。民主不是个别人和小集体的事情，而是每个人攸关的事情。 我们将自由作为民主的基础，没有自由，民主无从谈起。而言论自由则作为其中最重要的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其他的自由无法立足，而个人也在各种算计下无法自保。 现在没有人会公开反对言论自由，但是言论自由依然岌岌可危。这固然来自于言论自由的敌人从中作梗浑水摸鱼，但是也来自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危机认识不够。言论自由的领地并不像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那么明确，它的敌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并且堂而皇之地宣称它拥有合法的主权，对此言论自由想要保住自己的地盘并不容易。 我们应该注意到语言的歧义，社会学家们所说的民主和政治学家们所说的民主具有几乎完全不同的作用，社会学家可以谈论家庭民主、社区民主以及工厂、部门民主，但是这些东西在没有宪政民主作为背景的情况下既无多大作用，也不会坚持多长时间。言论自由也是如此，没有宪法性的支持，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什么新闻自由等都不过是镜花水月的东西。 所以《言论自由关注》不但要将言论自由对民主社会良好社会的重要性进行研究，而且也必须揭穿那些言论自由的敌人使用的种种魔法和陷阱，这样才可以为言论自由保留必要的空间。这是我们研究言论自由最主要的两个进路。 我们同时也必须指出，关注言论自由并不仅仅是威权社会中迫切的需要，言论自由并不仅仅是争取民主和自由道路上的交通工具，一旦我们拥有法律宣称的言论自由就可以一劳永逸万事大吉了。实际上，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的时候。由...

    我们定期将中国涉及言论自由的事件进行收集、整理以及简要评述，以彰显言论自由被限制和控制的具体现状，引起大家对言论自由现状的关注，触发大家对言论自由的研究和保护。     2021年11月14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了《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第四十一条、第七十三条对“数据跨境网关”（即俗称的“墙”）作出定义，并明确禁止“翻墙”。而其他多条则对这些“违法翻墙”规定了相应的处罚。虽然只是征求意见稿，但是不出意外马上就会成为正式的法规。此法规非常明确的要将中国公民隔离于世界的信息以及舆论之外，虽     然中国政府一直努力于打造隔离于世界便于操控的局域网，但是以政府立法形式出现的对网络数据的控制表明了中共当局对网络控制的重视以及决心要把网络净化为一家之言的地方，从此政府和公安、法院就更可以加大它们控制和打击的力度。这个条例的出台将会对以网络舆论为主要方式的民众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     2021年11月17日安徽省合肥市沈良庆因为接受记者采访及网络言论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沈良庆曾任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因参与八九年学生运动和民主抵抗运动，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被开除公职。1997年因接受多家国际媒体采访，要求竞选人大代表等被劳教2年。此次判刑主要的证据是他在推特以及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对此案是典型的破坏言论自由的案件。我们认为对于公民公开发表的言论，不论对错（在此我们并不认为沈良庆的言论有任何过错），都是公民的权利，政府以及任何个人不得阻扰和干涉，更遑论定罪入狱了。只有那些倡导暴力破坏公共秩序的言论才是政府可以干涉的对象。     维权律师梁小军执照被吊照。北京道衡律师事务所主任、维权律师梁小军于2021年11月25日接到北京市司法局通知，并于2021年12月16日被吊销律师执照。梁小军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代理了许多高度敏感的案件，当局以他在推特上发表支持法轮功、丑化抹黑宪法法律确立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的言论为理由将其吊销律师执照。2021年当局采用类似方式将四名维权律师吊照，从而使法律成为任由公检法解释的工具。我们认为律师不但在辩护上具有充分的权利，同时他在其他方面一样具有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对于大家关心的话题...

    我们确立我们对言论自由最为重要的关注，我们认为没有言论自由一切的民主和自由都只是易碎玻璃器皿。我们的眼光聚焦于两点，我们如何保护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如何被剥夺和限制的。当然前提就是言论自由具有无上的价值，或者说它是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最基础的东西。对于这三个方面，我们会在不同的篇幅中逐步解说，而这个解说，我们相信其内容是无限的，我们也只能揭露出它们冰山之一角。     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无限制的，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相对其他的自由基本自由的限制条件设立却需要更加的谨慎。权利总是涉及利益和义务，而言论自由的利益和义务却不是那么清晰可辨。它的意义也不一定在于个别人和个别事件上。或许正是个别事件的言论具有对整个社会和历史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当某个人提出地球是圆的时，对当时的人们来说，他的话就像疯子，对那些道学者是亵渎，但是这句话后来被证明是真理。     对言论自由的限制首先来自政府，其次来自狭隘的道德观念、宗教情感以及知识上的不足。在这一节里我们首先关注的只是政府的限制，因为我们说过对言论自由的意义以及揭露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当然只有先从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地方开始。    几乎所有古老的部落、国家或者文明都具有某种将宗教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现象。这种宗教可以是原始的巫术，也可以是图腾，也可以是祖宗崇拜。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弱小的人类群体在恶劣的生境中进行精神上的自我保护。但是由此衍生出一种特别的权力，超自然的权力。这种权力有点类似品牌的作用，你如果不相信或者讨厌某个品牌，那个品牌的价值对你就不起作用。但是你如果认可这个品牌所包含的无形价值，你就会认为这个品牌独一无二。但是对于在一个人类群体中，特别是在迁徙基本不可能，祖辈都一直生处其中的圈子中，一个人几乎难于逃脱这种超自然权力的影响，说集体无意识也好，说种族特征也好，几乎是将这种影响强加给他了。在此，我们还得提一句，由此我们并不会将这种影响说成融化到血液中，类似于DNA这种东西。集体无意识只能在集体一直对这些人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才会是有参照价值和强迫的力量，这是由于长期被某种视界所决定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可以隔空传送的东西。这里也不是说集体无意识或某种传统优劣的地方。    当统治权和某种超自然的权力结合的时...

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可能只是由于某种偶然的因素，也可能是自己的选择和努力。对于一个人来说，偶然因素可能难于改变，因为它们是一些传统和资源性的东西。但是人类的特点就是不是一个生物学意义的物种，而是不断突破自然界限，由呆滞走向灵活，由必然走向自由。 人类的文明史比起进化史短暂得象大海中的沙子一样，可是我们却拥有了对自身生活的各种样板，有了惨痛的教训和值得珍惜的经验。人性的优劣也许我们无法改变，但是我们却可以有针对的利用和限制它们。我们不会再幻想马上可以进入乌托邦美好世界，但是如何建造和维护一个足够人道的社会我们并非无计可施。 当然我们不会再书斋里画图纸，也不会认为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就可以独当大任，凡是这样想这样做的人都由救星变成了魔王，无论是罗伯斯庇尔还是洪秀全等等，概莫例外。 我们抛弃了各种精英代言、天命神授，不是由于他们不够优秀，而是这种制度将人们的命运交于他人，而且也小看了权力对人性的腐蚀。我们必须寻找足以使我们放心的阿基米德支点，来撬动整个政治体系的杠杆，而这个支点就是自由。没有这个支点，我们既不可能会有尊严的生活，而且我们既有的东西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失。 基本自由的重要性是现代宪政民主区别于形形色色的政治体系的最重要的区别。个人拥有国家权力无法进入和干扰的领域，这个道理首先从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出的，而且也成为宪政民主理论的最核心部分之一。但是对于中国许多人来说，这个思想却并不那么显而易见。我们在这里不能对所有的基本自由都进行阐释，我们仅仅会通过一个个片段将言论自由是如何流失的，以及我们为什么要重视言论自由进行我们的生理学解剖和治疗。 人们对于世界会有思想，人们对于利益会有观点，人们对于问题会有看法，这似乎是没有人会质疑的。如果这些东西谁愿意表达就表达，谁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言论自由就是一个伪概念，或者说，就没有言论自由保护这件事了。但是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中得知言论自由却是最容易被侵犯的基本权利。 言论是意志的表达，意志却是一个人心灵最深处的东西。一个国家，我们这里指的是政府，无论如何独裁，无论如何不顾民众利益，都不可能完全不顾民众的意见。虽然我们将民主社会理解为根据被统治被管理者的同意而建立起来的，但是所有的专制或者极权政体也会将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它们也会声称自己是根据某种正义的理由进行统治。这种理由要么是某种优秀使他们占据统治地位，要么是他们对历史...

12月14日一个视频到处传播，视频的主角是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庚一，她在当天下午在东方电影学院《新闻采访》讲课中，质疑日军侵华在南京大屠杀30万人。这一天也是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的第二天，由此，宋庚一被当成罔顾历史出卖国家的汉奸，被包括官媒和自媒体的各种媒体堵截谩骂，更在16日就被所在学校以“发表错误言论，造成重大教学事故和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给与开除处分。对于这个事件，应该如何看待？宋老师是一个替军国主义开脱的精日分子，一个可耻的汉奸，还是一个严谨治学追求真理辛勤育人的园丁?她的遭遇是罪有应得，还是遭受不公？言论自由、教学自由到底允不允许这样的言论出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宋庚一老师到底在课堂上讲了什么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招致如此关注以及严厉的惩罚。宋老师的观点是南京大屠杀30万人是没有数据支持的，她认为这是历史小说式的概说。她认为历史研究应该严谨，而民国政府和解放后的历史学家都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以讹传讹，没有史料支撑。她没有否认30万的死难人数，她只是质疑这个数据的得来，她相信根据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号码得到的数据更加可信，而当时是可以搜集到这些信息的。她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去恨，而是应该记住历史和反思战争是怎么来的。 就这个讲课，我们可以发现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其一，这个讲课内容被录下并被发到网上，证明了大学内告密者、信息员的存在。这些告密者监视着老师们的一言一行，从生活作风到讲课内容，特别是他们在课堂上的言论，只要稍有出格，或者对政府和政策不满，就成为他们履行职责邀功请赏的机会。而且关于这个讲课内容的视频我发现了几个版本，都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时间长度也不一样，也有人指出视频经过了剪辑。由此可见，这个告密者很可能并非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不约而同将摄像头对准了讲台上的靶子。利用学生监视老师，这种情况可谓十分下作。但是这已经是国内常见的做法。政府不是将老师看作文化薪火相传的使者，而是看作心怀鬼胎的敌人。特别是那些拥有自己看法和意见的老师，更被视为西方用来颠覆政权的先锋。 其二，宋老师在视频中并没有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发生，没有替日军侵华暴行开脱。她只是认为屠杀了30万人缺乏数据支持，她希望同学们注意到这一点，由此可以培养一种科学务实的精神。她的讲课有什么过错，我看不出来。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其三，她强调，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是一回事，但是我们不要去恨，更应该去反思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