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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动态（2002年7-10月）

  言论自由动态（2002年7-10月） 7月13日，社交媒体微博和B站发布公告称，将加强整治“谐音字、变体字”，并鼓励检举。微博的通告称，为营造清朗的网络 空间而对这些“错别字”进行集中整治。实际上这些所谓“错别字”正是网民们为了应付网络审查而创造，是网民们费劲心思 在严厉的文字审查中寻找细微的言论缝隙。中国的政治环境不改善，言论自由不开放，这种游戏就永远不会停止。 8月10日，一位女孩身穿和服走在苏州淮海街上，被警察以寻衅滋事为由带走。该女孩在警局被盘查5小时，写下书面检查并没 收和服后，至凌晨1点才被释放。之所以将穿和服被查事件列为言论自由事件，是因为按照广义的言论定义，穿衣、手势、表情 等如果在表达者和接收者基本可以确定其意义时，这些符号即可视为言论。当然穿和服应该是某些个人或者群体的爱好，本不具 政治意义，但是由于政府大力宣传仇日情绪，丑化日本文化，宣扬日本威胁，以致作为公权力的警察擅自侵犯公民穿衣选择权， 这依然可以视为对言论自由的侵犯。 8月15日，《TATLER尚流》杂志发布《田壮壮：我和电影的关系》视频。视频中田壮壮导演提到《鸟鸣嘤嘤》被审查的状况：“电 影拍完了两年了，送到电影局到现在没有任何审查意见”，对此他深感失望。电影是人类重要的精神创造艺术之一，当局通过电影 审查，在维护极权和所谓正能量的同时，也使民众的智力审美阈值下滑，是言论自由受到重大侵犯的举措。 8月20日，网红司马南被禁言，司马南以坚定支持中共和反美为主打，两面三刀，提出“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被爆在美买 房，又碰瓷莫言，在8月19日举报联想花钱操控舆论。司马南是在言论被畸形管制下的割韭菜者，他被禁言显示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8月30日，青岛某学校通知，接青岛市教育局通知，请各学校安排人员排查完完成对所有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教室读书角、教师办 公室等场所存有以下作者（郭竞雄、易中天、杨红樱、北猫、陈丽华）的书籍，如有请立刻下架，并列表备案上报（作者--作品 名--册数）。将作家逐出校园，并且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这是赤裸裸的侵犯言论自由，不光侵犯了作家的权利，同时也是侵犯了读者 的权利，是谁给他们的勇气！ 10月初开始，各地警察纷纷给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打招呼，要求他们不得在中共二十大召开期间发表任何意见。二十大召开期间，各 地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包括活跃网友被警察严密监视，陪同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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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桥标语与《领航》 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选举

    2022年10月，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月份。因为中共二十大就在10月16日召开。几乎所有对中国政治了解一点的人都知道，这一次的党代会不同于以前的党代会。党代会照例是要更换班子的，也就是会对最高层人员安排作出调整，特别是邓小平曾经提出干部年轻化，中央领导最多两届，7上8下（67岁可以延长一届，68岁必须退休）。按照这个惯例，习近平必须退下，而李克强则还可以干上一届。不过前几年宪法已经修改，去掉了国家主席的任期。稍有常识的人非常明白，这个修改不会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举措，而是为某人长期霸占权力扫除障碍。     有人说了，党代会是一个政党的会议，我们作为公民不要去过多干预。我们更应该去关注两会，那才是公民行使权力的场所。三权分立指的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制衡，其中并没有政党在其中。这种说法其实是一个误解。在宪政民主建立的时候，比如美国制宪时期，政党政治并没有发展起来，因此宪法里面没有政党的内容。不过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家对政党的地位、作用等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对极左和极右政党的破坏性作用有了深刻的教训，因此对政党在宪法中的地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比如德国就将政党的地位定位为半宪法机构，因为政党可以进行政治教育、公民动员、参与选举以及组建政府。所以政党也必须受到宪法制约。这就是所谓的防御性宪法，政党的组织和纲领必须符合规定，政党可以因为违反国家安全 和基本民主等理由而被取缔。    在中国没有竞争性的政党机制，宪法问题尤为突出。且不说中共统治七十多年，犯下的无数罪行，单是独霸权力就是与宪政民主格格不入了。我们谈宪政、谈自由，并不是说我们有什么立场，我们只是说，你连基本的程序正义都不遵守，你一个人在场上比赛，就不要说什么公正了。    不过，显然当局还是希望将这次会议当成一场华丽的舞台，不容任何东西打扰皇帝在街上裸奔。      据收到的信息，在10月初，各地的警察就轮番上场，给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不安分的网友打招呼，不得在各种场合包括微信、微博以及其他自媒体上发出任何不和谐的声音。与此同时，一批稍有敏感的账号则受到禁言的处理。敏感人士则在开会期间有警察陪同，或者上岗，以免发生意外。警察表示这是重大任务，全国警察现在是一级戒备。如果说一个代表大会属于某种理机制，那么这些做法就是将不受欢迎的委托人抹除了，还谈什么代表呢？    不过就是这样，还是百密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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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脱桎梏，方到彼岸

作者：维言动听     在论述自由的书籍里，有几本著作被大家奉为经典，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密尔的《论自由》，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伯林的《四论自由》以及米克尔约翰的《表达自由的法律界限》。这些著作都将自由当做人类最宝贵的东西，都将政府对自由的剥夺视为最大的威胁。     虽然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对这些经典作出一个稍微详细的评述，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人类社会走向自由的脚步充满了艰辛。自由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必须经历争取经过阵痛才会到来。     言论自由有时被称作第一自由，虽然有一些偶然因素，比如关于言论自由的条款就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里（第一修正案包含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游行伸冤自由三个自由），但这个第一是偶然的，因为当时在提交各州批准的“权利法案”里，该法案起初只是位居第三，但是修正案草案的前两条未获得通过，因此这个包含言论自由条款的修正案就成为第一条了。不过现在许多学者认识到保护言论自由具有的重大意义，因此称它为第一自由并不未过。比如米克尔约翰认为言论自由的目的就是维护公民自治，而这对于一个民主社会来说具有最为关键的价值。     对许多人来说，语言只是表达的工具。而许多语言并不一定具有多大的价值。许多语言的意义随着时间推移烟消云散，比如叫人吃饭，另一些语言则完全不值得珍惜，比如吵架、污蔑、挑衅、淫秽言辞等。但是从文明、政治和宪法的角度，言论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语言是思想的外放，思想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人类社会的制度建立和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具有思想、感情的人才得以延续的。     对言论自由和限制言论一直是一对矛盾，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诗人是会遭到放逐的，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表明专制权力容不下任何议论。但是现代言论自由的命题却是因为出版业兴起而产生的。1476年，威廉.卡克顿(William Caxton)在威斯敏斯特成立了英国第一家印刷所，当时并无任何法律规定什么内容不得印刷。但是英国政府当即意识到不受限制的发行和印刷将会稀释自己的权力，信息在任何社会都是强有力工具，掌握这种工具的人相当于无形中掌握一种巨大的权力，打破了长久以来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因此英国政府发明了一系列的手段钳制新闻出版，当然是以法律和公益的形象出现的。许可制或者事前审查制是印刷商在印刷物品前必须得到同意，并且还需要缴纳一大笔保证金，确保印刷品不会出现他们不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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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被禁言说明了什么

维言动听     言论自由包含很多含义，它可以作为一种基本价值，有时也作为人权，有时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人的目的，有时我们也可以将它看作是实现一些目的的工具，不过也有人将其看作社会纷扰的起源。这些错综复杂的含义导致了研究言论自由的许多视角，也让研究者必须在不同的价值和功用中作出并不那么必然正确的选择。     言论是思想的外化，行动是思想的外放。社会是由具有不同思想和感情的人组成的。思想的形成和传播是行动的最基本因素。限于我们对言论自由研究的题目，我们不能对基本思想的产生作出过多阐述。那是一个不同的和幽深的领域。我们仅仅需要指出思想及其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和半透明的影响就可以了。     言论自由关注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在关注对言论自由的侵犯，正如对交通安全的关注其实关注的很多都是对交通安全的违反。     当感到一个新事物给人们以自由时，另一些人很快就会感觉到对他们的威胁。1476年，威廉.卡克斯顿在威斯敏斯特成立了英国第一家印刷所，英国政府随即意识到信息的流通会对自己的统治产生威胁，印刷机是一个潜在的敌人。政府无法将印刷机合法的消灭，于是政府必须控制印刷业。于是多种手段钳制印刷业变成最早的控制言论自由的形态。煽动性诽谤法专门用于对政府和王室的批评者，至于批评的内容是否真实，非为所问，也就是越真实罪越重。印刷品还受到许可制和保证金等多重限制。这些东西成了最早对以印刷出版为主要言论自由渠道的禁锢绳索。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言论自由并不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东西。也许我们只是追求自己的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同时我们对他人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保持怀疑和抗拒。作为政府和统治者更可能对言论自由保持怀疑甚至敌视。     我们力求揭示言论自由的价值，我们也希望通过言论自由被侵犯的例子揭示言论自由被扭曲可能的后果。     这一次我们来讲述一下刚发生的一个网络名人被禁言的例子。     8月20日，网络名人司马南被禁言了。这让很多人感到诧异。因为一般而言，被禁言的都是那些对政府或者政府工作人员表示不满的人。而司马南按照标签来说妥妥的一个爱国者和正能量 ，怎么也被禁言呢？司马南作为一个网络红人拥有上千万粉丝。他在20世纪末主要从事反伪科学和揭露伪气功和假神医，积聚了一些人气。不过显然他不能满足于在这些领域小打小闹，21世 纪初，他开始活跃于政治评论领域，经过精心策划，为了迎合当局和民众心理，他以对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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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被暗杀后热汤冷水对言论自由的侵犯

作者：维言动听 自由并不是一直以来都作为国家的目的，虽然很早都称把民众的福祉是建立国家的使命，但是基本上都会附带说这是君主或者统治者的责任，于是从本质上君主统治者才是国家的主人。而主人是具有更高智慧和地位的，民众的生活是他们赐予的和不可选择的，民众在法理上是不能有任何自由的，他们拥有的只是管理不到的缝隙。言论更是作为严加管控的领域，这是因为不加限制的言论会危及他们企图维系的高贵等级，批评和意见会让管理的随意变得更加困难，因此英国大法官约翰 . 霍尔特说道，对一切政府而言，为祸之烈，莫过于对政府管理产生敌对之努力。这一席话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不光专制国家、极权国家，甚至民主国家，都对言论自由持怀疑态度。 当人们抛弃了君权神授，将国家和社会当做经由人们同意而建立的共同体后，人们才会将自由看作是建立国家的目的。政府只是一个方便管理的工具，因此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虽然人民的权利并不是在每种情况下都能无限制使用，但是这种限制必须得有基于公共利益的合理理由并经严格的程序进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宪政的最基本的含义。当然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自由并不是一部纸质宪法可以保证的，也不是仅仅拥有美好的愿望就可以了。宪政的基础理想和价值也许要经过很多代人的挖掘和完善才会真正抗击对它的冲击。 所以当我们虽然可以说拥有一部规定有自由的现代宪法，但是我们并不会冒然说我们就拥有宪政。也许是那些传统的残影穿上了宪政的新衣，也许是我们对理想和现实的思考还不完善，也许我们的对痛苦的思考还不够深刻，我们对中国人民的现状和未来充满了忧虑。我们虽然在宪法上看到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但是我们在实际上却看到言论处处被侵犯和限制。我们认为这不仅显示人们不仅无法得到现时的正义，也会折射到政治系统，扭曲社会管理。实际上言论自由的剥夺已经让中国变成一个怪异的利维坦了，但是我们许多人还在沉睡。 我们不想耸人听闻，实际上的病症可能比我们所说的要严重得多。 表达也许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明显的特征，动物也许会面对特定的处境表现某种情绪，但是人类的表达却能够达到非常多样的地步。人类的思想以及选择可以说是无法穷尽的。限制一个人的表达就是降低他作为一个人的特质，同时也将社会的多样性选择从根本上消除了。 我们倡导言论自由，一方面挖掘言论自由的价值以及对言论自由应有的边界，另一方面我们也揭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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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动态（2022年3月--6月）

言论自由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我们不可能说某个时候就已经达到言论自由了，或者我们完全没有言论自由。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哲学的判断，虽然我们也许可以通过某些理论和结构的分析就能够得出基本上正确的结论，这几乎就是休谟那种不完全逻辑，路边的果子是酸的。但是一个研究或者说一个事业不能仅仅靠逻辑和思辨，还必须依靠对现实事件的收集和分析。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在苏联最恐怖的时刻，它的景象也曾吸引了一些最睿智和正直的人们。 动态是我们企图找到的关于言论自由的事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收集显然是很不完全的，我们希望用这些东西来对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研究做一个稍微铺垫。作为社会学研究，这些样本显然是不够的，但是作为政治学和法学研究，却基本能够达到要求。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思考和转变都是有普通人和小事件引起的，这是一个研究宪法的著名学者所说的。我们将会不断关注言论自由的政策性、法律性的事件，我们也会对公民捍卫言论自由以及公权力压制言论自由的事件一直保持高度的注意。因为我们认为那些企图压制言论的做法不仅仅是压制讨厌的思想，而且将会压制这个社会最宝贵的东西，他们不仅仅是压制那些在我们身外的人，而且将会压制我们每一个人。 2022年2月25日，因去年在网络发帖质疑肿瘤治疗存在“超纲治疗”引发舆论热议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医生张煜，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解除聘用合同。医院给出的理由是“违反了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影响了医院声誉”。张煜的医术和口碑都受到广泛赞扬，但是他揭露医疗黑幕却动了许多人的奶酪。他的遭遇被收入言论自由动态在西方学者看来是不恰当的。我们的理由是，一他表达的内容涉及到许多肿瘤患者，推而广之可以说涉及医疗制度的根本。二从表面上看来，他只是受到解聘，而不是被限制自由等，这似乎是一个企业与员工的契约问题。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在中国许多医院并不是一个私人企业，它直接就是政府管制的，张煜医生曾经所在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就是这样的，它不仅是政府投资和管理，并且还设立有党委。因此这个事件就不仅仅是一个契约问题了。三对言论的压制并不都采用拘留判刑这样的方式，阻断经济来源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正如在美国宪法史上有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件一样，那些面对种族平等呼声日益高涨的人知道用刑事诽谤罪无法对媒体形成威胁，就从媒体发表的内容中找出只言片语来进行民事诉讼，企图用高额的赔偿让媒体在种族问题上哑口无言。张煜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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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烧烤、郑州红码、丹东袭警事件中自媒体的作用

我们对言论自由进行特别关注和研究，是因为我们认为良好社会的建立以及维护必须以论自由作为基础。言论自由虽然已经写在宪法里，但是言论依然被各种绳索捆绑。我们不会认为言论自由只是纸面的权利，而是人们正常的重要要求。 我们认为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的基础，也是最容易被侵犯的权利。不管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言论自由由于其自身性质都容易招来打压。我们进行言论自由关注主要有两个路径，阐述言论自由的意义和分析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方式。这个貌似简单的任务但确实不那么简单。许多学者的研究和众多案例都表明这是一个地形复杂的场域。不同的文化和利益纠缠使许多人在其中迷途难返。 在我们分析言论自由的作用时，我们并不会认为每种言论都具有相同的价值，也不会单纯到认为无论哪种言论都不可被限制。在确定言论自由的价值时，我们首先认识到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社会是有限的，充满了认知和性格的缺陷，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仅仅通过自身来摆脱这种局限，不论他是多么智慧和多么自律，都带有这种先天的不足。历史上的智者和英雄只是他们的侧写，而不是3D全息影像。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一个逐步渐进改良的结果，而这个过程对于人类文明才刚刚开始。言论自由直面的是专横的权力，只有自由的人才是建立自由社会的基石。专制社会中不需要言论自由，只有统治者的傲慢和被统治者的卑微服从。民主是言论自由得以开展的前提，但言论自由却不因为法律承认不承认而成立，它是一个又人性确立的权利。比如苏格拉底虽然被判处死刑，但是他的精神和思想却没有丝毫被当时的法律所限制，比如东林党人的月旦，也不因为政治氛围而改变初衷，甚至激发了他们的灵感。 正象霍姆斯所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我们不会将言论自由视为一句口号，这样无疑会扼杀它的生命。我们会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的考量，揭示出它的意义，甚至在许多难堪情景下是否应该受到限制的理由。政治与道德都会以某种公共利益来限制言论自由，而这些情况有些是应该考虑的，而有些却不大经得起斟酌，只是某些人的情感或者利益所需。 传统的言论自由关注主要注目于对大众媒介这个场域。私人交谈不大会引起言论自由的问题，这是国外研究公共诽谤罪学者们的看法。但是如果一个学者触及到如苏联、中国之类国家的某些时代，他也许就会改变这种看法。中国现在也许不会如反右和文革那样仅仅因为私下的一句话就将人送入笆篱子，但是如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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