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关注

作者：维言动听 自由并不是一直以来都作为国家的目的，虽然很早都称把民众的福祉是建立国家的使命，但是基本上都会附带说这是君主或者统治者的责任，于是从本质上君主统治者才是国家的主人。而主人是具有更高智慧和地位的，民众的生活是他们赐予的和不可选择的，民众在法理上是不能有任何自由的，他们拥有的只是管理不到的缝隙。言论更是作为严加管控的领域，这是因为不加限制的言论会危及他们企图维系的高贵等级，批评和意见会让管理的随意变得更加困难，因此英国大法官约翰 . 霍尔特说道，对一切政府而言，为祸之烈，莫过于对政府管理产生敌对之努力。这一席话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不光专制国家、极权国家，甚至民主国家，都对言论自由持怀疑态度。 当人们抛弃了君权神授，将国家和社会当做经由人们同意而建立的共同体后，人们才会将自由看作是建立国家的目的。政府只是一个方便管理的工具，因此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虽然人民的权利并不是在每种情况下都能无限制使用，但是这种限制必须得有基于公共利益的合理理由并经严格的程序进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宪政的最基本的含义。当然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自由并不是一部纸质宪法可以保证的，也不是仅仅拥有美好的愿望就可以了。宪政的基础理想和价值也许要经过很多代人的挖掘和完善才会真正抗击对它的冲击。 所以当我们虽然可以说拥有一部规定有自由的现代宪法，但是我们并不会冒然说我们就拥有宪政。也许是那些传统的残影穿上了宪政的新衣，也许是我们对理想和现实的思考还不完善，也许我们的对痛苦的思考还不够深刻，我们对中国人民的现状和未来充满了忧虑。我们虽然在宪法上看到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但是我们在实际上却看到言论处处被侵犯和限制。我们认为这不仅显示人们不仅无法得到现时的正义，也会折射到政治系统，扭曲社会管理。实际上言论自由的剥夺已经让中国变成一个怪异的利维坦了，但是我们许多人还在沉睡。 我们不想耸人听闻，实际上的病症可能比我们所说的要严重得多。 表达也许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明显的特征，动物也许会面对特定的处境表现某种情绪，但是人类的表达却能够达到非常多样的地步。人类的思想以及选择可以说是无法穷尽的。限制一个人的表达就是降低他作为一个人的特质，同时也将社会的多样性选择从根本上消除了。 我们倡导言论自由，一方面挖掘言论自由的价值以及对言论自由应有的边界，另一方面我们也揭示现...

言论自由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我们不可能说某个时候就已经达到言论自由了，或者我们完全没有言论自由。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哲学的判断，虽然我们也许可以通过某些理论和结构的分析就能够得出基本上正确的结论，这几乎就是休谟那种不完全逻辑，路边的果子是酸的。但是一个研究或者说一个事业不能仅仅靠逻辑和思辨，还必须依靠对现实事件的收集和分析。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在苏联最恐怖的时刻，它的景象也曾吸引了一些最睿智和正直的人们。 动态是我们企图找到的关于言论自由的事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收集显然是很不完全的，我们希望用这些东西来对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研究做一个稍微铺垫。作为社会学研究，这些样本显然是不够的，但是作为政治学和法学研究，却基本能够达到要求。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思考和转变都是有普通人和小事件引起的，这是一个研究宪法的著名学者所说的。我们将会不断关注言论自由的政策性、法律性的事件，我们也会对公民捍卫言论自由以及公权力压制言论自由的事件一直保持高度的注意。因为我们认为那些企图压制言论的做法不仅仅是压制讨厌的思想，而且将会压制这个社会最宝贵的东西，他们不仅仅是压制那些在我们身外的人，而且将会压制我们每一个人。 2022年2月25日，因去年在网络发帖质疑肿瘤治疗存在“超纲治疗”引发舆论热议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医生张煜，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解除聘用合同。医院给出的理由是“违反了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影响了医院声誉”。张煜的医术和口碑都受到广泛赞扬，但是他揭露医疗黑幕却动了许多人的奶酪。他的遭遇被收入言论自由动态在西方学者看来是不恰当的。我们的理由是，一他表达的内容涉及到许多肿瘤患者，推而广之可以说涉及医疗制度的根本。二从表面上看来，他只是受到解聘，而不是被限制自由等，这似乎是一个企业与员工的契约问题。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在中国许多医院并不是一个私人企业，它直接就是政府管制的，张煜医生曾经所在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就是这样的，它不仅是政府投资和管理，并且还设立有党委。因此这个事件就不仅仅是一个契约问题了。三对言论的压制并不都采用拘留判刑这样的方式，阻断经济来源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正如在美国宪法史上有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件一样，那些面对种族平等呼声日益高涨的人知道用刑事诽谤罪无法对媒体形成威胁，就从媒体发表的内容中找出只言片语来进行民事诉讼，企图用高额的赔偿让媒体在种族问题上哑口无言。张煜医生...

我们对言论自由进行特别关注和研究，是因为我们认为良好社会的建立以及维护必须以论自由作为基础。言论自由虽然已经写在宪法里，但是言论依然被各种绳索捆绑。我们不会认为言论自由只是纸面的权利，而是人们正常的重要要求。 我们认为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的基础，也是最容易被侵犯的权利。不管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言论自由由于其自身性质都容易招来打压。我们进行言论自由关注主要有两个路径，阐述言论自由的意义和分析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方式。这个貌似简单的任务但确实不那么简单。许多学者的研究和众多案例都表明这是一个地形复杂的场域。不同的文化和利益纠缠使许多人在其中迷途难返。 在我们分析言论自由的作用时，我们并不会认为每种言论都具有相同的价值，也不会单纯到认为无论哪种言论都不可被限制。在确定言论自由的价值时，我们首先认识到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社会是有限的，充满了认知和性格的缺陷，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仅仅通过自身来摆脱这种局限，不论他是多么智慧和多么自律，都带有这种先天的不足。历史上的智者和英雄只是他们的侧写，而不是3D全息影像。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一个逐步渐进改良的结果，而这个过程对于人类文明才刚刚开始。言论自由直面的是专横的权力，只有自由的人才是建立自由社会的基石。专制社会中不需要言论自由，只有统治者的傲慢和被统治者的卑微服从。民主是言论自由得以开展的前提，但言论自由却不因为法律承认不承认而成立，它是一个又人性确立的权利。比如苏格拉底虽然被判处死刑，但是他的精神和思想却没有丝毫被当时的法律所限制，比如东林党人的月旦，也不因为政治氛围而改变初衷，甚至激发了他们的灵感。 正象霍姆斯所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我们不会将言论自由视为一句口号，这样无疑会扼杀它的生命。我们会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的考量，揭示出它的意义，甚至在许多难堪情景下是否应该受到限制的理由。政治与道德都会以某种公共利益来限制言论自由，而这些情况有些是应该考虑的，而有些却不大经得起斟酌，只是某些人的情感或者利益所需。 传统的言论自由关注主要注目于对大众媒介这个场域。私人交谈不大会引起言论自由的问题，这是国外研究公共诽谤罪学者们的看法。但是如果一个学者触及到如苏联、中国之类国家的某些时代，他也许就会改变这种看法。中国现在也许不会如反右和文革那样仅仅因为私下的一句话就将人送入笆篱子，但是如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