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关注

新冠疫情肆虐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从本轮辽宁、上海等地的情况看，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人类并不是第一次遇到大规模的传染病爆发，曾经天花、黑死病、霍乱等的爆发都曾让总 人数减少几分之一。但那毕竟是在科学和医学不发达时代的事情了。自从医学进入细胞内部和基因层面，这样大面积的公共卫生事件还是第一次。 对病毒的来源和如何治疗并不是我们这样以言论自由关注为己任者的重点，那是专业人士的责任。各种疾病包括传染病的治疗过程都不是政治学和法学主要的关注点，除非这些过程涉及到对 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侵犯。比如精神病，单单作为一种精神方面的疾病，仅仅涉及病患及其家属还有治疗机构，是不会对社会的运行产生多大的影响的。但是由于精神病的治疗可能需要将病患 强行限制在特定的区域，在极权国家就被当做一种方便的惩罚措施。前苏联就曾用精神病这个武器将大批没有患精神病的人关进精神病院。这些被当做精神病关押的人不过是对苏共或者某些 现实表达了不满，还有一些被称作异议人士。被这样关押的人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我们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资料表明，在克格勃第5局的手下就有16个精神病院，一次性就可以出院80万人。 而第5局的局长在1962年向苏共政治局报告，精神病院不够用，需要加大精神病院的建设。这些被当做精神病人的民众其实基本是没有精神疾病的，不过将那些心怀怨怼者关押和隔离对于蛮横 统治者来说是非常有利和简便的。既从实际上减少了对他们的批评，也会对那些企图效仿者起到寒蝉效应。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是，被列为社会寄生虫两次被关进精神病院18个月的约瑟夫.布 罗茨基，于1972年被开除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于198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百世皆承秦法，而中共也不过是效仿苏联建国而已。一样的一党专政、一样的计划经济、一样的严格控制思想和 言论。所以中国一样的将精神病当做对付异议和不服管者的武器。中国被精神病的状况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方面的报道应该不难找到。我们在此只是对疾病和基本人权的关系做一个铺垫。 在中国有一个怪现象，那就是大灾之后有大丰收，这是一个铁律。百年难遇的洪水或者旱灾出现了，这本身是一种不幸，统治者也不一定有多大的责任，至少在避免自然灾害发生方面地球上 所有国家的政府还不能够完全做到。至于救灾，那是每个政府的义务。但是中国政府在灾害过后就会连篇累牍的报道灾情得到控制，突出这是领袖和党的关怀，最恶劣的就是，越大的灾难就 ...